浙江省近日启动了全新的高考方案，虽然该省有关人士称，此举目的是减少学生负担，挑战“一考定终身”，但仍遭到“会不会流于形势”以及“能不能保证公平”等方面的质疑。

对于高考，我们可以找到100个赞同改革它的理由，同时可以找到100个反对改革它的理由。一个莫须有的张孟苏事件都让舆论对“分数论”高考制度口诛笔伐，而当清华破格录取少女作家蒋方舟时，民间对“素质论”的特招制度又充满了怀疑。这恰好说明了高考改革“动辄得咎”的尴尬境地。

与其说是高考制度变革引起的矛盾，不如说是高考制度调整和变革的前提引起的矛盾。中国的高考制度要进一步完善必须有三个前提：一是公共教育资源分布的相对均衡性，东西部之间，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，城乡之间———特别是城乡之间；二是录取过程更加透明和确立公众监督，公开公平公正不仅仅是高招的口号，还必须落实到每一个环节；三是所有录取机构特别是那些精英型大学，能够真正具备免于外部权力干预和自身权力寻租，从而保持相对自主性。

可以说，上述第一条，是“素质”取向的高考改革的必要条件，否则，区域、城市、城乡之间的公平问题将更加突出。但事实上，公共教育资源现在根本不可能实现均衡。至于改革的后两个条件，，也缺乏可靠保证。已经实施的保送生和自主招生制度被诟病，原因就在于此。

中国的高考之所以秉持“分数论”而非“素质论”，就是因为公共教育资源在区域之间、城市之间、城乡之间不能均衡分配，因而造成学生素质差别过大，让“素质高考”没有实现的可能，那样只会加剧选拔的不公性。而中国的高考选拔过程和选拔机构不透明又不自主，也让人们对“素质论”外衣下的各种权力干预和权力寻租充满警惕，担心改革产生新的不公。

因此，抛开高考制度调整和变革的前提不管，而只在选拔人才的标准上动“刀子”，怎样调整和改变，都注定要被质疑。高考制度改革说白了，应该包括制度所处社会环境的变革，而后者更是前者的前提。